俄狄浦斯

在Sophocles的故事之中，神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客体。他总是以一种不可违背的形象出现。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无论俄狄浦斯和他的亲生父母如何努力，神的预言总是应验。这种巨大的负重以命运的形式在场。

Oedipus找来Tiresias说明谁是污染，因Tiresias指出Oedipus是污染，而导致二人对于谁是“blind”开始了争吵（370-410）。这让我想起了Lacan在a seminar of The Purloined Letter中提到的三种不同的人：“blind, seer and robber“。Blind看不到，而seer知道blind看不到而假装自己看不到，robber则看到了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

倒不如说对于俄狄浦斯的故事来说，命运、神谕等等都以一种signifier的形式参与了对俄狄浦斯悲剧的书写。对于俄狄浦斯来说，他的命运正是他逐渐成为phallus的过程。他的盲目也恰恰意味着那漂浮的signifier统治了他的无意识。

Joel Dor在他的书籍 Clinical Lacan的第十六章中提到了一个compulsion的例子。一个男人幻想自己在医院被一个女性护士爱抚。而这样的compulsion正是由于孩子在幼年时作为母亲的libido projection object意识到了母亲的不在场而导致的。

我反而认为，“命运“这样一个高度吊诡的概念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并不是Oedipus认同了Laius而是认同了命运中的Oedipus。而他不断地拒绝成为预言中的自己恰恰反过来承认了预言作为the name of father的决定性作用。

Nietzsche眼中的“god is dead“并不意味着秩序和道德的腐败，而是说倘若认为秩序与道德是为god而存在的，则反而证明了god没有死。也就是说，Oedipus反对命运，反对预言所做的一切抵抗的前提条件都是承认预言的存在。正因如此，预言则恰恰无法被反抗，因为它在Oedipus的compulsive rejection中presents了。Phallus作为absent而present。

如此一来，the name of the father便是如此表现出自身：反对father正是the desire to incest. 是对the semiotic order的鼓动。Father是semiotic order的化身，the order of the father不断地强调自身的重要性，而使得Oedipus不断地成为phallus。

我一直以来都对我们即将到来的test（以及各式各样的对于“年份和标题“的记忆）非常厌恶，近乎成为了一种compulsive rejection（或者说已经是其一种表现形式）。我并不喜欢考试的形式，也很难在这些东西上取得成绩。诚然这与我在初中时作为差生无法取得好成绩的trauma有关。这样的compulsive rejection让我近乎无法适当的对“纯粹“进行记忆。

因此，无论是面对新结识的朋友的名字也好，到尝试记住一个名字的拼写或者一个事件的年份，都是异常困难的。我不认为是我缺乏这样的能力，只是我的无意识制止我去那么做。这也使得我的症状表现为某种对于”词“的fetishism。倒不如说这种对于”symbol“的拒斥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于Oedipus的表现。正如Oedipus在他的母亲Jocasta死后，用她的胸针戳瞎了自己的双眼。他拒绝去面对trauma，拒绝去接受自己所做的一切罪恶。

然而，这便是大学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机器必然要成为的东西，这也是大学教授不得不成为phallus（知识）的原因。我们不得不进入这样一个诡异的交易系统，以表明自己的学分在资本主义驯化之中证明了自己有那么些许的被剥削的价值。University discourse必然作为一种权威，使得所有其机器内部的组成都成为其代理人。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在Oedipus的故事之中，Oedipus试图打破superego的命令，而university discourse则试图维持superego的命令，让主体服从知识的权威。Sphinx作为了一种知识的权威，被Oedipus挑战而死。然而，Oedipus反而又成为了君主。这样一来，不如说即便Oedipus没有去杀人，他本质上也挑战了semiotic order而后又成为了某种order。他必须那么做，这是他superego的命令。

我必须承认Oedipus本身作为一个反对semiotic order的角色，必然失败。这不仅仅与Sophocles时期的写作风格有关，也恰恰与father‘s taboo有关。即便他真的成功地反对了他的命运，命运仍然在场，正如Nietzsche评价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