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现代性中的所失
Shannon Li 收录于 研究论文Shannon Li
Normandy Sherwood
APSS-UT 2
1 May 2022
我们于现代性中的所失
Franz Kafka是一位德语波西米亚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总是呈现一个令人厌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感到与自己隔绝——就像我们在现代的感受一样。
在他的作品The Silence of the Sirens中，他用五百字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To protect himself from the Sirens Ulysses stopped his ears with wax and had himself bound to the mast of his ship” (Kafka). 当Ulysses来到塞壬所在的大海时，他什么也没听到。他看到“their throats rising and falling, their breasts lifting, their eyes filled with tears, their lips half-parted”，并相信她们在唱歌。但塞壬什么也没唱，只有沉默。
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单纯就是Ulysses将耳朵堵上来防止自己被sirens诱惑。只不过Kafka为它加上了一层皮，那就是sirens本身并没有唱歌。但这便引申出了Kafka在最后一段讨论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Ulysses是否能够知道sirens没有唱歌，或者说他有没有开始思考，开始怀疑sirens没有唱歌的可能性？这是对Homer所著的Odyssey中故事的大胆重写。
具体而言，Kafka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Ulysses在拒绝中失去的东西。在故事中，Ulysses不再能够证明sirens没有唱歌。倘若我们进行一次更大胆的概括，应当说现代人都是Ulysses。我们都在拒绝中失去了某些东西。而Kafka所传达的sirens式的沉默，反倒是一种富有力量感的反抗。但是在反抗之前，我们应当看到Ulysses的拒绝，以及其被现代性规训的犬儒姿态。
所谓现代性，指的就是现代社会话语下的一种架构。例如说现代人的生活不能够离开工厂，货币，网络等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来讲，现代性并没有一个如此具体的现实性表述。然而，现代生活本身所展现出的社会现象本身便具有现代性。如果我们从现代人所生活的另一个维度来讲，最恰当的例子应当是网络。具体地说，应当是资本主义话语权下的一种符号学传播模式——但是现代性并非仅存于资本主义，这里所强调的是被资本主义话语建构的现代性。
自从十年之前，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走入千家万户之后，便有一个令人感到恐慌的社会现象：人们似乎逐渐失去了批判的能力，或者说，人们有没有在大数据的影响下失去思考能力的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多地被提出。那么，现代性究竟是什么？人在现代性的规训下又踏入了怎样的一种困境？先从结论出发：现代人死了。现代人失去了感知和反思的能力，所以我们死了。我们不再能够对任何现有架构造成任何实质上的颠覆，而只是随波逐流。我们不再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历史尽头的现代的数据。为何如此？现代人是怎么死去的？我们需要从现代性对于人而言造成了如何的影响开始。
现代性是对传统的一种消解，这种消解能够让人陷入一种恐怖的断裂感。因为当人们已经不再对传统或者前现代具有感知能力的时候，现代性就已经成为了唯一的传统。传统的传统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的传统。以Michel Foucault的观点出发，现代性是规则建构的过程，它使得生活充满了非传统的秩序和程序。Michel Foucault是20世纪法国哲学的代表人物，他对于权力和现代性控制的研究都集合在了他Discipline and Punish这本书中。Foucault主要讨论了监狱——作为一个现代性惩罚模式的客体——是如何产生的。而现代人的死亡，正是在监狱中进行的。
他发现了监狱在很多时候作为一个惩罚的载体是具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一个空间。但是，也正因为它是一个空间，监狱的规训则显得不具有普适性。而真正的监狱，应当是权力纪律本身。“The general juridical form that guaranteed a system of rights that were egalitarian in principle was supported by these tiny, everyday, physical mechanisms, by all those systems of micro-power that are essentially non-egalitarian and asymmetrical that we call the disciplines” (Foucault 222). 如Foucault在他的文章中所述，在这种权力类型中，惩罚本身的严厉与否是次要的，甚至于它在现实中是否出现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让人们在观念中认为它是无处不在的，并且将它承载的一整套政治、道德教化的要求、准则灌输给每一个公民。
Foucault将这种监狱称作Panopticon，也就是被另一位英国哲学家Jeremy Bentham在1791年所写的一封标题为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 House的信中提出的。这种全新的，现代的监狱就是在每一个牢房的门上开一扇小百叶窗，使得囚犯无法看到外面。而在监狱中心，有一座高塔，上面的狱卒得以看到所有人——即便他们并没有真的在看某一个特定的犯人，犯人也会想象狱卒正在看着他们。Panopticon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表象和景观，从而完成一种内在化的过程。此外，符号权力建构起来一个意义赋予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流通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话语和意义。而我们的身份建构完全依赖于这个符号世界单方面的反复灌输和再教育。
而实际上，现代社会中进行规训的主体并非是某个个体或者集团，而是一个虚拟现实。虚拟现实在这里所代表的并不是科技方面的，一种能够被看到的，由显示屏创建的虚拟空间。而是因为它本身是不可见的，但它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社会本身构筑的一部分。倘若与Foucault笔下的监狱做对比，现代人生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事实上生活在监狱之中。这个监狱，应当被称作大数据。大数据这个名词并不单单指代某一种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式，而是在整个网络社会中人类存在的方式。虚拟的东西成为了现实，这便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自网络社交媒体诞生以来，各种各样的“leather puppet”在不停的被创造。这个“leather puppet”便是被虚拟现实构建出的具有超越性的规则，即进行规训的主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最为贴切的例子应当是“信用卡”。信用卡具有一种性质：它有可能会丢，或者被偷。当类似的情况发生时，信用卡在遗失期间所进行的消费会被认为是持有者实际上的消费。因为在信用卡办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超越了虚拟现实。它不是持卡人，但它超越了持卡人。它能够全权代表持有者，而不需要持有者的出席。或者说即便持有者就站在那里，该个体仍然必须要将一个“leather puppet”立在自己的身前来代表自己，此人才能够被现代系统接受，才能够加入已经被现代性规训了的社会群体。
如同Panopticon类型的监狱那样，现代人的身份不再被人本身定义，而是成为了被灌输过程定义的符号。在现代的网络社会，每个人在网络中留下的足迹交织起来的就成为了网络识别该个体的标签。这个标签实际上比本人更具有力量，因为它超越了原本它所代表的个体。这个标签所代表的，是比本人更像本人的本人的否定，但是它们内部却是同一的，因为它们都是本人，但又同时是超越了本人的本人的否定。
这便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人失去了自我识别的能力。因为他们本人不再能够代表他们自己了。他们被超越了。这是一种现实的现象，而非是一个推论。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网络本身不能够代表任何人。它本身是不具备信任力的，而是被一切信任它的人赋予的。但是，一旦这种信任架构被确立，赋予信任的人便不再可信了。因为已经有了一种更为权威，更为可信的规训主体。并且，在这个规范下，规训主体会一步步地巩固它的权威。而这个方式便是个性化推荐。
所谓个性化推荐，指的是一种与传统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完全相反的现代性接触。例如说政治宣传是一种推荐，但是并非是个性化的。个性化推荐是一种类似温床般圆润的滋养，它是构成现代透明监狱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一种以绝对自由的姿态让个体自行规训的绝对不自由。以任意一个社交媒体或者视频平台举例，他们的“trend”便是一种个性化推荐。“Trend” 通常会基于用户的浏览记录来给出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这种算法产生的结果通常是通过和其他同样浏览过重合内容的用户进行比对得出的。它以一种高明的方式给出人们大概率会喜欢的内容，而不是和他们观点相左的内容。表面上用户拥有绝对自由的选择权：在个性化推荐得出的近乎无限的内容中自由选择，而实际上这些选择本质是不自由的。它们被个性化过了。
通过个性化推荐，大数据得以进一步了解个体的倾向，并且进一步地代表个体的选择。而它最终会到达的地方，就是一个个体失去了选择能力的个性化。在一步步的对个体的拆解过程中，我们能够预见的便是现代人的拒绝——Ulysses式的拒绝。正如“trend”的工作模式那样，一旦它给予了人们某些选择，则人们便会拒绝其他不是这些的选择。
拒绝是选择的能力的缺席。在这个语境下的拒绝则是完全地失去了看到允许的否定性的可能性——正如大数据本应当运行的方式那样。Ulysses拒绝听见sirens的沉默，他自认为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反而是彻底不自由的。他以一种匍匐的姿态接受了规训：那就是相信拒绝听见是一种接受。这是一种服从。而对于我们而言，这种现实则会导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服从的代价。这一点可以通过Foucault在书末尾引出的一个关于审问的理论来进一步发散。
Foucault在书的结尾讨论了审问之于刑法体系的作用。审问会不断地从犯人的生活和行为中为他的犯罪行为找出理由，即犯人成为犯人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审问会聚焦于“你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呢？”如此的质问，导致最后连犯人本人也会觉得自己必然成为一个犯人。这使得犯人重新回归社会变得异常困难。监狱通过将他们停留在社会的边缘，将他们作为一种可以被管理的资源来对待。
The Stranger by Albert Camus 是一个短篇小说，小说以主人公Meursault的母亲去世为引，Meursault在母亲去世之后并不悲痛，表现得相当冷漠，甚至在母亲下葬的第二天便交往了一个新女友。然而Meursault并没有想到，他这样的行为不被所有人理解，以致于在后来他误杀了朋友的对头之后，被众人指责他对母亲都没有一丝感情，是天生的恶棍，最终被判处了死刑。Meursault的行为在Camus的笔下实际上并非是不人性的，而仅仅是荒谬的。Meursault是在以一种虚无主义角度看待世界，就像是与一切周遭发生的事物保持了庞然的距离感，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在对Meursault的审问中，法官反复地询问着他早已问过问题，“he asked if I loved Maman” (Camus 67). 法官询问他是否爱自己的妈妈，以及他扣动扳机枪杀人时在想什么。Meursault对这反复的询问显得很冷静甚至有些冷漠，他类似于无意识地言说着他爱妈妈，他枪杀了人是因为那时沙子是红色的，太阳很热。如同Foucault对于审问的分析那样，法官的质问就是为了证明Meursault理应当是一个恶人，并且让他自己也相信自己是一个恶人。法官认为Meursault完全没有悔过之心，而Meursault仅仅觉得自己说了实话而已。法庭的规训就是让Meursault成为恶人，并且让他自己相信自己是恶人。
正如Camus这本书的标题The Stranger一般，Meursault成为了被社会边缘化的陌生人。人必须要通过证明自己是人才可以回到社会的接纳中去。但是这便引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那就是“我”会成为陌生人吗？Meursault的罪名是他杀了人，但法官却需要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妈妈的葬礼上哭。因为这个行为不是人，或者说没有服从于社会的符号性纪律。如若将这个命题推至极限，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不服从的人，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因此处以极刑。当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倘若一个人在哭，则该个体便成为了奇怪的人，而不管此人是事实上真的想哭。而更恐怖的是，哭的人自己也会认为自己不正常，而如此失去了思考规训的能力。
而如此，现代性的规训使得人们完全地被浸泡在了一个充满着符号性纪律的社会中。并且是臣服一样的相信自己应当处在其中合适的位置，但是相信与否以及相信应当如何运作已然成为了一个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虚拟现实，以及其中表演的leather puppet让现代人不得不通过拟像来识别自己。通过这种看着屏幕——而不是镜子———的方法，我们看到的虚拟的世界正在成为现实。它们一步步通过代表我们来挤占本应当属于我们的现实空间。这些虚拟的东西的问题不在于它们过于虚拟，而在于它们不够虚拟。 Needy Girl Overdose 是一款2022年初发布的GalGame。整个游戏都基于一个前提：讨厌网络，但又离不开网络。想要得到大家的吹捧又不想和现实的人接触。这显然是分裂的。Ame-chan是游戏中与玩家进行对话的主要角色。她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性格贫困的少女。她辍学在家，而玩家作为她的男朋友兼制作人，帮助她成为当红主播。为了支付房租，也为了满足想要变得受关注这一需求，Ame戴上假发，化上浓妆，在网络上与直播观众互动。在这个情况下，KAngel，也就是Ame的网络直播形象就是她的“信用卡”。
游戏拥有多种结局，根据玩家在游玩过程中选择的不同选项，Ame也会获得不同的经历以及结局。Ame有可能会毕业——从她的主播行业退休，也有可能会和玩家成为爱人，或是分手。其中一个名为There are No Angels的结局是由于长期没有获得令Ame感到足够的粉丝导致的。在该结局中，Ame持续30天低于500k订阅者，于是她从高处一跃而下，离开了世界。结束时，屏幕上最后的文本是：“Love and online numbers are her coping mechanisms”.
网络的问题不是它太过虚拟，而是它不够虚拟。当人们过度地关注于虚拟的符号世界时，或是说被浸泡在符号性纪律社会中时，他们便在距离感中失去了感知现实的能力。虚拟现实，作为不够虚拟的非现实而言，是在不断地对尝试摆脱规训的人们的一声声痛苦的，创伤性的叩问。人在规训中失去自我，又在尝试找回自我的过程中失去保持自我的能力。如若借用Debord的概念，我们都是景观。Guy-Ernest Debord was a French Marxist theorist, philosopher, filmmaker. 他在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这本书中相信分析了媒体，或者说propaganda是如何杀死现代人的。书中的一个根本概念“spectacle”一直在变换，有时是图像，但是有时也会是商品，社会关系，组织，或是世界观。Spectacle似乎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物质概念。严格来说，spectacle是媒介高度发展的社会的一种构成性原理。
Spectacle，类似于展览。将某种东西摆放在街边的玻璃柜中让大众看。而它的目的，是让人进入到spectacle所代表的系统中。Ame的行为，也就是成为主播，本质上就是她想要变得受欢迎。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符号化，商品化。Ame将自己放在名为直播间的展览柜里面，竭尽所能地提高自己的符号学价值。将自己景观化，把自己变成纯粹符号。而Debord 的spectacle理论建立在对消费主义的分析上。基本上而言，Debord认为，spectacle的目的是消费，而消费主义又反过来将我们的生活商品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欲望被消解了：因为一切都可以买到——哪怕是买不到的。它同时让人们认为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欲望更多。而这根本上的驱动力，是攀比。
关于欲望的消失这个概念，对于上文中虚拟现实的理论是一个不同角度的补充。因为虚拟现实服务于消费主义社会，如Ame的例子那样，她的虚拟生活是为现实生活提供资源的。而spectacle同样是虚拟的，它将一切都与现实分离，并拽入spectacle的剧场中。一切的现实的都成为拟像了，一切的现实的都在进行cosplay，都在符号化，商品化。反而一切虚拟的都在成为现实。我们买书，让后把它们放在客厅的书架上展览，而不是看它。我们在咖啡店消费，然后用每一笔消费来给第三世界儿童捐助一笔基金。甚至连生活都不再成为生活，它成为了纯粹符号，成为了spectacle。
我们在纯粹符号化的秩序下已然失去了看到真正的纯粹的能力。现代化生活的欲望被消费主义侵占，欲望本身被消解。而虚拟现实又一步步地蚕食着剩下的东西。我们最终便会对现实完全拒绝。
正如Ulysses那样， 失去的是能够想象不同可能性的能力。而这种消解正是通过现代性权力的构建产生的。现实正在消失，而我们拒绝现实。
现代人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并且拥护这种他们自认为的自由。而这种被拥护的意识形态在背后却是实在地不自由的。因为一旦人们认为他们所获得生活是自由的，则他们便失去了接受其他形式的可能的可能性。而此时他们将不再自由。而更令人感到无力的是，他们会相信有一个绝对存在的，实在的自由，然后再通过诡异的意识形态运作，拒绝相信它。正如Ulysses的例子而言，他自认为获得了自由，也就是不被sirens诱惑的能力，但是他却失去了自由，也就是得知sirens的沉默的能力。Ulysses的拒绝便是现代性下人们拒绝的姿态。但是，sirens是沉默的。
在现代性的秩序下，人们失去了。而失去的，正是反思他们是否有没有被规训的能力。或者说，去思考sirens到底有没有唱歌的能力。这种消解是通过意识形态规训进行的。规训的方式便是通过选择的缺失，或者说，可能性的缺失。实际上我们失去的便是得知事物有可能会不同的能力。我们如同Ulysses那样堵住了自己的耳朵，失去了听力，也失去了反抗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再能够得知sirens是否有可能是沉默的。
所以，现代人死了。不是因为我们身体上的缺陷，而是我们生活在了一个过于完备的温床中。这种犹如襁褓一般的温暖让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正在发生的苦难。这便是现代性规训下的拒绝。当我们完全拒绝时，我们便死去了。我们在监狱中死去：一个完全符号化的虚拟现实，一个被意义于意识形态充满了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景观社会。
那么，在这样的境地下，我们应当如何做？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它必须是干柴烈火的吗？Sirens的反抗，是沉默。但是为什么必须是沉默？或者说根本上，sirens的沉默究竟是不是反抗，sirens到底在做什么？言说与沉默之间存在的一条沟壑，这条沟壑是缺失。但是沉默不是无。沉默表达的是另一种模式的言说，是缺少内容的言说。
在此之前，回到The Stranger的文本中是必要的。文中的Meursault什么都不关心，世界没有意义。但是从Camus想要表达的含义中看，他并非是一个荒诞的，失去理智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热爱太阳的，对生活富有热情的人。他的一切行为看起来都是如此的荒谬，如此地割裂于社会。Meursault的做法，是对规训的拒绝。他爱存在和感受本身，而并非是价值判断。法官的审问就是想要让Meursault承认他确确实实对母亲的死，对受害人的死感到后悔。但是他不认为自己是后悔的，甚至坚信自己是幸福的。他拒绝接受价值判断，他这种虚无主义的视角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事物的价值高于另一个事物。正是因为他拒绝社会的拘束，他也因此没有在法庭上撒谎。他说杀人动机是太阳很热，是因为他确实感觉太阳很热。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stranger。因为他坚守的是自己的真理。但是真理本身是价值判断吗？这不是那种社会的规训吗？相反，不存在那种试图说服别人的，具有普遍性的物或者道理。而是对于存在的偶然和荒诞的彻底揭露。因为正如同Meursault所认为的那样，世界是荒诞的，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他并不在意事物是怎样的，因为事物本身就存在。事物是怎样的并非是一种思考，而是一种现实。Meursault所说的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恰恰就是因为它没有意义，也因此没有反驳的余地。他生活在脱下了符号学外衣的纯粹中。他直视着炙热，完整，没有阴影的太阳。
Meursault是无力的。他没有任何力量去掀翻已经有了的秩序——如同所有被规训的现代人。或者说对他而言，即便这么做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他的无能，才让他产生了最强大的力量。正如sirens的沉默一样，他们面对完全拒绝的Ulysses没有任何能力。但是，他们的无能，才让他们选择了沉默。沉默反而成为了面对Ulysses最有力的武器。真正能让Ulysses开始接受的方式，就是让他怀疑sirens到底有没有唱歌。而沉默，则是为这个选择增加了意义。
因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道出了任何事，但却在意义的缺席中囊括了一切符号学的言说，但又同时，扬弃了所有。
或者说那正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引用
Bentham, Jeremy.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 House (1791).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10.
Camus, Albert, and Matthew Ward. The Stranger. Vintage, 1989.
Debord, Guy.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Black and Red, 2002.
Fisher, Marc. “Flushing out the True Cause of the Global Toilet Paper Shortage amid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Washington Post, 7 Apr. 2020, 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coronavirus-toilet-paper-shortage-panic/2020/04/07/1fd30e92-75b5-11ea-87da-77a8136c1a6d_story.html.
Foucault, Michel, and Alan Sheridan.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Books, 1995.
Homer, and Emily Wilson. The Odyssey. 1st Editi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18.
Kafka, Franz, and Edwin Muir, translators. The Silence of the Sirens. Martin Secker, 1933.
Needy Girl Overdose. Xemono Co., Ltd, 2022